深度-投资人信心受挫转会窗遇冷中国足球难平稳过渡

发布时间：2021-01-25 17:58

标签：穆雷

记者陈永报道 中国足球的主要矛盾已发生了大逆转：此前是防过热，现在是要防过冷。对于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来说，他们或许正在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希望中国足球平稳过渡的期盼很可能落空了，中国足球正在从几年前的过热，极速转变为如今的过冷。

随着这种主要矛盾的转换，中国足球的决策和管理，也必然要从此前的防过热，转变为随后的防过冷。

如何激发投资人的信心，稳定他们的情绪？如何保证俱乐部的青训体系不出现大规模的滑坡？如何激励家长放心地让孩子去踢球？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足球的重心所在。

危急关头，当耐心应对；存亡之际，当如履薄冰；展望未来，需亡羊补牢。

TIPS

温馨提示

本文篇幅较长，约8500字

寒冬已至，豪门也精打细算了

症状一：投资人信心受挫

症状二：转会市场，买方无力

症状三：青训基础可能再遭破坏

探讨：从过冷到过热的过程和原因

调控失败，足协换届错过调控窗口

多重原因：不成熟市场外加五因素重击

亡羊补牢，不能再拖了

对策一：不折腾，提振投资人信心

对策二：优化结构，树立服务观念

对策三：扶持青训，坚持“两条腿走路”

寒冬已至，

豪门也精打细算了

中国足球的凛冬，不是将至，而是早就来到了——虽然从表面上看中超联赛还算稳定，但从中甲联赛到中乙联赛的俱乐部大面积退出、转让，已经清晰地显示出中国足球已经从过热转向了过冷。

症状1

投资人信心受挫

“现在老板也很纠结，以前企业发展好，中国足球热闹，老板兴致很高，股东们也不说啥，现在企业转型，母公司的名字也不让用了，很多股东就开始说，我们投资这个足球，究竟是为了啥嘛！”日前，有俱乐部人士这样告诉本报记者。

这绝非记者首次听到这样的声音。说起来，中性名也绝不是投资人心灰意冷的根本原因，这样的声音，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出现。

在过去多年，中国足球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，其中从2015年到2018年，中国足球进入了泡沫化的顶峰：单单这四个赛季的时间，多家俱乐部的投资都超过或者接近100亿，其他俱乐部可能有所控制，但多则五六十亿，少则二三十亿，比如，一家一直排名中下游的俱乐部，其实每年的投入就在10亿左右。

那是中国足球拿钱不当钱的时代，可问题的关键是，真正成功的只有恒大一家，从孔卡的千万欧元级别外援一炮而红，到升班马夺冠，然后亚冠夺冠，最后七连冠，恒大名利兼收，然而，恒大名利兼收的背后，更多投资100亿、80亿、50亿、30亿的俱乐部，却颗粒无收。

一个残酷的真相其实是：2018年底，当中国足球的泡沫开始破灭的那一刻，中国足球的冬天就已经到来了，换句话说，当热度不再的那一刻，中国足球就已经转向了过冷的残酷现实。

这像极了中国股市：牛市崩盘的那一刻，熊市就来了。

更大的问题是，当熊市出现的时候，恐慌遏制不住：2018赛季中期到结束，中国职业联赛球队退出了17家；2019赛季结束，中国职业联赛俱乐部退出了9家。

中超相对稳定，唯一退出的中超俱乐部是天津天海，这与其投资人出现问题相关，其他俱乐部暂时还未退出，但是，北方一家俱乐部已经不止一次提出退出了，甚至在2020赛季进行过程中还提出了退出；中部一家俱乐部早就传出退意，近期更是遭受了严重的资金困境；一家豪门俱乐部，原计划股权会交给另一家公司，但后者没有接手，这家俱乐部的原公司只能继续坚持。

至于欠薪，目前为止恐怕接近半数的中超俱乐部出现了财务问题：或者减薪引发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矛盾；或者欠薪；或者拖欠转会费。

这一切，都出现在中性名一刀切之前，所以这不单单是中性名的祸，只不过中性名又狠狠地在俱乐部投资人的心口扎了一刀。

实际上，当中国足协在2020赛季初颇为严厉地推出限薪政策时，这个限薪政策的现实意义已经不大了，至于到2021赛季推出的更苛刻的限薪政策时，中国足球已经开始过冷了：在2020赛季，投入最少的中超俱乐部只有1到2亿左右，远低于中超支出帽6亿；投入最少的中甲俱乐部，已经不足5000万，不但远低于2亿的中甲支出帽，连中乙的5000万支出帽都达不到了；2020赛季的中乙，不少俱乐部的支出都在1000万之下，远低于中乙支出帽5000万。

当然，说限薪政策现实意义不大了，指的是遏制过热投资的意义没有了。记者仍旧支持对中国职业联赛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，但那为了是防止未来再次过热，不过，限薪政策倒是有另一层现实意义：帮俱乐部减压。

症状2

转会市场，买方无力

与此同时，中超球员转会市场也开始全面遇冷。

目前，记者了解到的几名转会市场的“热门球员”，其转会都遭遇了很大的阻力：一名国字号自由身球员，传言将加盟另外一家俱乐部，但本报记者向这家买方俱乐部询问时，他们干脆利索地否认了这个传闻。

另外一名前国脚，2020赛季初就有比较确定的消息将加盟另外一家俱乐部，但随后，这个消息最终不了了之，本赛季，这名球员的转会事宜仍旧有不小的阻力。

还有更多的绯闻球员，目前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，其中不少球员是合同年，理论上球员有了走的动机，原俱乐部也有卖的想法，买方俱乐部也想要这个人，但一谈转会费和年薪，事情就卡住了。

到目前为止，只有几家俱乐部在外援转会市场有所动作，但新引进外援的重量级和以往赛季相比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了。至于内援转会市场，反响比较大的目前也仅有石柯确定加盟山东泰山，石柯是自由身球员。

因为山东泰山队引进了孙准浩和石柯，也有媒体评论说：“山东泰山，风景这边独好。”但实际上，孙准浩是因为山东泰山队要征战亚冠联赛，球队也一直没有亚外，所以俱乐部迅速敲定了这名亚外。至于石柯，外界纷纷猜测山东泰山方面给了石柯一个大合同，不过日前也有媒体透露，石柯加盟山东队，合同就是中国足协规定的500万税前年薪，附加条款是，如果明年没有山东企业愿意提供代言合同，石柯将回归自由身。记者并不能完全证实这个说法，但目前了解的情况显示，这个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。

所以，山东泰山也绝不是转会市场上的暴发户，所引进的两名球员，都是球队相应位置急需的球员，孙准浩是亚冠的亚外需求，石柯是应对中后卫的不足，因为鲁能大概率要放弃卡达尔，戴琳也已经34岁，在教练组的评估中，鲁能只有郑铮可以坐稳中后卫的主力。

其实，现实就很简单清晰了——当连恒大都有意采取守势的时候，当上港放弃浩克也没有和石柯续约的时候，当其他几家中超豪门俱乐部也出现各自的问题时，中国职业联赛，已经彻底冷了下来了。即便是诸如山东泰山这样有实际动作的俱乐部、佳兆业这样有需求的俱乐部，追求的也是性价比。

一个笑话是：A俱乐部的某某球员为了寻求一个大一点的合同，准备和B俱乐部谈谈；与此同时，B俱乐部的某某某球员为了寻求一个大一点的合同，准备和A俱乐部谈谈。

这，其实不是笑话。有价无市，是2021赛季中超转会市场最真实的写照。

当然，只要球员愿意放弃高薪——球员已经不再奢求2016或者2017赛季时的高薪，而是已经在此基础上几乎减半的高薪——性价比或许出来了，市场仍旧是有一些买家的。

在中甲和中乙，因为取消了转会限额，还是有可能发生较多的转会或者租借的，不过，成年球员的困境也在显现，原因很简单：目前不少中甲和中乙俱乐部，更愿意采取免费租借（甚至连工资都不用出）的方式引进年轻球员。在2020赛季，这样的租借球员不在少数，这就大幅度挤压了更多普通职业球员的生存空间。

一个解决办法是职业俱乐部数量扩容，所以中国足协提出了中超、中甲以及中乙扩军的办法，但目前的中乙已经从最多时候的32家俱乐部下降到了20家左右，目前不少中超俱乐部前景不明，个别中甲俱乐部也已经表态不转让便退出，中超扩军容易，但基础联赛扩容却不是那么容易。

症状3

青训基础可能再遭破坏

职业俱乐部的寒冬坚持坚持，可能过个几年就过去了，就像股市中的牛熊转换，但是，一个让人警惕的现象似乎开始出现苗头，那就是青训基础很可能又遭受破坏。

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训俱乐部的负责人介绍（暂以C先生代称），他的青训俱乐部和一家中超俱乐部合作，向这家中超俱乐部输送梯队球员，这家中超俱乐部对这家青训俱乐部也一直很重视。但是，最近C先生有些不淡定了，他告诉记者，他的俱乐部已经流失了几名教练了，原因是教练的待遇下降了。教练待遇的下降，自然和中超俱乐部的扶持力度下降有关。

C先生说，现在已经出现了中超俱乐部压缩青训开支的苗头，办法是，首先压缩梯队教练员工资，然后压缩球队的经费，比如以前要到昆明、北海、佛山进行冬训，现在不去了，以前要经常出去打各种各样的邀请赛，以此提升球员的水平，现在也不去打这些邀请赛了。

“下一步就要削减球员的餐饮标准了。青训，真的麻烦了。”C先生很痛苦，在和记者聊天的那个晚上，他一直不断地给记者发信息，一段话几十字甚至上百字，他一口气发了几十段，记者连回复都来不及。

意难平啊！

对于中国足球的投资人来说，职业足球更像是一种投机，而青训则像是一种情怀，在投机中展现一种情怀，是投资人写下的美丽篇章。

在疯狂投入的年代，这个篇章还算灿烂，而凛冬将至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青训了。

关于青训开始受到影响，很多人直接指向了中国足协的限制支出政策，因为在中国足协的规定中，除非有独立核算的足球学校，否则青训开支将列入支出限额，无疑，这会严重打击俱乐部投资青训的积极性。

但这其实仍旧是细枝末节：如果投资人连职业足球都心灰意冷了，他又怎么会在乎青训呢？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投资人这样做，比如宋卫平就没有这么做。在很早很早之前，宋卫平对职业足球就心灰意冷了，他的球队降到了中甲，而且连续多年徘徊在中甲行列，但他都没有放弃青训，哪怕在那最灰暗的几年，几乎所有的俱乐部都放弃了青训了，但宋卫平没有。

但这又如何？毕竟宋卫平仅仅只是一个人。在那灰暗的年代，真正全身心坚持青训的只有三家：一家是国企，山东鲁能；一家是私企，宋卫平的绿城；一家是个人，徐根宝。独臂难支，三个臂膀也撑不起整个中国青训：中国足球的青训从1989年龄段开始就快速滑落，而新的希望目前已经被放在了2009年龄段身上了，正因为如此，普遍的观点是，未来10到15年，国家队的实力难有质的提升，甚至会逐渐下滑。

2009年出生的孩子在今年只有12岁，如果这个时候青训再一次遭受重挫，我们不敢想象中国足球未来会怎么样。

青训是一项基础工程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青训一步都不能错，一刻都不能放松，1989年龄段到2009年龄段的悲剧，当时的足球管理者用了三四年时间、出台了几个违背足球规律的新政就给摧毁了，摧毁青训太容易了，而重建从2015年就开始了，即便是一切顺利，也要到2035年前后才可以真正恢复。

更加恐怖的是，你出台什么梯队准入标准之类的规定，一点用没有，如果不用心搞青训，只是想糊弄准入标准，简直是容易得不能再容易。

未来一段时间，随着体教融合方案的出台，俱乐部糊弄青训就更简单了：随便和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签约，派出几名教练，帮助学校组上几支队，然后去打校园足球赛事就完成准入标准了，是不是更容易？哪里还需要花几千万或者上亿去搞青训啊，百来万甚至几十万轻松搞定，可是，这叫青训吗？

这才是大恐怖，这才是真正的凛冬降临。

亡羊补牢，

不能再拖了

中国足球凛冬已至，未雨绸缪肯定是不行了，现在需要做的是亡羊补牢。在探讨如何“补牢”之前，我们也来探讨一下中国足球从过热到过冷的过程和成因。

【调控失败】

足协换届错过调控窗口

其实，需要对中国足球决策者做出的一个肯定是：早在2017年1月的武汉会议期间，中国足协就已经有意进行限薪，同年，足协也出台了外援调节费和内援调节费。很显然，决策者其实意识到了足球过热的现象，已经着手开始调控。

但这种调控失败了，失败的原因是：一方面，有些政策制定得不合时宜，比如内援调节费，想法上是遏制市场的泡沫化，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，因为监管不力，反而成了逼迫俱乐部造假，同时进一步打击了青训俱乐部的热情。

这个还是其次，出台的政策不适合，尽快调整让其变得合理即可，但中国足协的政策往往缺乏延续性，政策也缺乏跟踪、分析、总结和改进，所以，不合时宜的政策就一直延续下来，更重要的是，有时候局势已经完全转变了，可政策却没有适时调整。

更大的悲剧是，中国足协的“内耗”蹉跎了太多的岁月。到目前为止，中国足协历届领导班子仍旧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（比如机构改革，先是从十几个扩到三十多个，然后又从三十多个压缩到十几个），更重要的是，政策延续性不强，很多政策都不是延续而是从头寻找出路。

限薪政策就是典型的例证：这个政策最早在2017年初就提出来了，但2017年并没有实施；然后，2018年也是一切照旧；终于到了2018年12月20日，上海会议出台了“四大帽”政策，注资帽、薪酬帽、奖金帽、转会帽，但是2019赛季其实是一切照旧的，因为在2019赛季又发生了足协的换届，也没有人有心思对俱乐部进行监管；最终在2019年12月31日，中国足协再一次明确了限薪标准，各俱乐部才开始认真对待。

但这个时候，黄花菜已凉。说起来，从2020赛季开始，中国足球已经开始从过热转变为过冷了，甚至在更早之前的2019赛季已经开始转冷了。

当然，调控政策仍旧有一定的意义，毕竟现在是中国足球过冷的阶段，但未来不排除再次出现过热的可能性，所以，调控政策虽然于现实意义不大，但对于未来而言仍旧有较大的意义。

还是那个建议：中国足协在给予俱乐部进行财务限制的时候，建议出台总体的调控政策，比如出台总体的支出限额和薪资奖金比例即可，如此俱乐部可以灵活应用。

【多重原因】

不成熟市场外加五因素重击

当然，需要检讨的是，在中国足球泡沫化的阶段，其实包括球迷和媒体也都沉浸在虚假的繁荣之中，主要原因是，恒大在2013赛季和2015赛季连续夺得两个亚冠冠军，很大程度上提振了中国足球的信心，让中国足球的大部分人，包括部分媒体和球迷也迷恋上了资本，也导致了中国足球过于相信金钱的力量。

此外，崇尚欧洲足球发展的媒体和球迷，过于相信市场调节，但实际上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职业联赛，泡沫不单单是因为投资人的经济景气和足球情怀，更多是投机，包括经济投机和其他投机，以及对于形势的误判。

所以，在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中，那支看不见的手（经济规律和足球规律），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，投资人和股民类似，很容易一哄而上，也很容易一哄而散，由此，足球便很容易过热，也很容易过冷。

除此之外，五重因素加剧了市场从过热快速转变为过冷。

其一，整体的经济环境，目前国内经济处于结构调整阶段，部分行业如房地产行业处于整体调控态势中，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投资人的投资能力。

其二，中国足球投资人结构单一，比如房地产类企业投资的俱乐部比例过高，约占中超俱乐部的一半左右，中国足球的过热和当前房地产过热就有着直接的关系，如今在房地产整体行业处于调整阶段的背景下，房地产企业对于足球的高投资也难以为继。

其三，相关政策不合时宜。此前说了，限薪政策在遏制泡沫化方面没有了现实意义，但现阶段，对于企业减压减负是有意义的，然而，一纸中性名一刀切的政策，再次严重影响了投资人的信心，因为无法冠名球队之后，投资人不但失去了经济利益，也失去了社会效益，这在低级别的中小俱乐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此外，频繁出台的新政不断刺激着投资人的神经，而且一些政策目的相左，让投资人无所适从。

其四，意外的疫情，疫情一方面对经济有所影响，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足球的正常发展，这是不可控的意外因素，但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可谓是雪上加霜。

其五，中国足球的泡沫化也不单单是中国足球自身的因素，在中国足球泡沫化的过程中，欧洲足球也出现了泡沫化的现象，比如2013年皇马1.01亿欧元引进贝尔，欧洲足球进入亿元时代，随后巴黎圣日耳曼2.22亿引进内马尔，推动到了2亿元时代，而在2020年初，一份调查显示，欧洲足球球员身价平均缩水30%。

目前，IFFHS(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)发布的2020年度最新联赛排名中，中超已经下滑到第43位，亚洲排名第4名，虽然和2019年度世界排名下滑了仅仅4位，但是和韩国K联赛的差距已经从此前的90分左右拉大到了接近200分。

对策1

不折腾，提振投资人信心

在中国职业联赛从此前的过热转变为过冷的当下，中国足球又如何应对呢？

当务之急自然是提振投资人信心：稳住投资人，才可以稳住中国足球的基本盘，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回不到专业足球的时代了。

应该说，近期中国足协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想稳住投资人，比如限薪，这个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投资人和球员之间的矛盾，或者说在投资人想收缩与球员想继续拿高薪的矛盾中为俱乐部站台。此外，中国足协（包括职业联盟）在时机并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推动中超扩军、中甲扩军和中乙扩军，也是为了给投资人更多的信心，给予他们希望，同时在扩军过程中降低降级压力，也是给投资人减负。

但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政策毁了这一切。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固然是方向，但在市场过冷的背景下出台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目前的问题是，中性化政策已经出台了，足协“反悔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，那么又该怎么做呢？

折中的办法是，俱乐部名称继续中性化，但暂时允许球队冠名（约定一个期限），当然，这种方式足协估计也不愿意接受。其实还可以退而求其次，在中甲和中乙（俱乐部投资人企业及品牌受关注度更低）暂时允许俱乐部冠名，随后花3到6年依次实现中甲和中乙的完全中性化。

此外，想尽一切办法提升投资人的企业宣传力度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，思路是借鉴2020赛季中超联赛转播时插入的赛区宣传（宣传片及赛区背景），在对阵双方开赛前，插入对阵双方俱乐部投资方的宣传片或宣传画面，未来，在中超主场布置方面，给予投资人更好更多的宣传位置。

除了经济效益之外，更重要的是给投资人或者俱乐部让权让利。近年来，一个让人悲哀的事情是，中国足协但凡召开投资人会议，基本上是给投资人施加紧箍咒，问题是，调控虽然也是大势所趋，但调控政策缺乏调研，投资人不知情，很多政策是足球管理部门想当然的情况下推出的，然后召集投资人过来发通知，投资人谁能愿意？

没有尊重，何来热情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未来联赛政策实施方面，职业联盟的相关会议，或者说投资人及总经理会议，政策需要获得职业联盟或者投资人会议的2/3通过才能生效，让投资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。

甚至一些具体的事宜，比如国际级裁判申请，应该给予职业联盟或者投资人会议一定的权力，每家俱乐部可以投出一张不信任票，一旦某名裁判的不信任票超过50%，取消其国际级裁判申请资格，超过60%，取消其职业联赛执法资格，包括职业裁判的认定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。

职业联赛，让投资人当家作主，才可以提振投资人的信心。

此外，在所谓的“新政”方面，足协应该做好以下几点：

首先，减少莫名其妙的新政，比如所谓U22国家队打中甲的事情，以后别说实施，提都不要提；

其次，即便有新政，一定要充分调研，走访俱乐部，综合评估之后制定各方都认可的规则再实施；

再次，对现有的新政进行全面的梳理，比如内援调节费可以即刻废除，联合机制补偿强制执行，限薪政策可以宏观而不是微观；

最后，对联赛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的跟踪、分析、评估，然后提出改进意见，把所有的分析评估方案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改进意见同样要得到职业联盟或者投资人会议的投票通过。

不折腾就是对投资人的最大善意。

对策2

优化结构，树立服务观念

从更广的层面来讲，优化投资结构和股权结构是稳定俱乐部的核心。

一个参照是：在中国足球青训最灰暗的时代，是央企俱乐部鲁能坚持青训，但随后国网退出，好在接手的济南文旅目前表现不俗，让山东球迷暂时放心了。其实，在中国足球发展的过程中，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，央企、地方国企、私企共同参与建设中国足球是更好的模式，但这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。

包括行业结构，中国足球也需要在更高层面统筹，让更多的新兴行业企业、科技企业有动力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对足球的投资。

此外，优化股权结构是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重点谈及的，但现阶段进展缓慢，这其实就涉及到政府支持的力度了。应该说，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和国企也有意投资足球，但仍旧存在冒进、目标过高等弊端，所以加强和地方政府的沟通与座谈就很有必要。2019年4月16日，中国足协曾经召开“中乙俱乐部所在城市支持俱乐部发展座谈会”，但这个会议昙花一现，后来也没有了，不少有意发展足球的城市，没经验，没想法，没耐心，足协其实一直任其自生自灭。

其实在政府支持方面，目前不少城市做得也不好，比如中超俱乐部普遍反响比较强烈的就是安保费用居高不下，体育场租金居高不下，等等，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强化政府支持进行解决。

有高层的统筹，有足协的认真和耐心，有服务观念，不排除仍旧有投资人因各种原因退出，但相信更多的投资人会暖心。

而现在，很多事情不是为投资人暖心，而是不断给投资人扎心。